南洋近代建築

建築是文化與社會的物質載體，作為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產物，南洋建築反映了東南亞地區複雜的社會文化變遷，從15到19世紀中國的建築與文化傳統，到19至20世紀初歐洲殖民勢力（英、法、荷）的歐洲建築元素，形成了南洋東西方美學的有機融合，這種融合不是簡單的疊加，而是基於實用功能和文化表達、創造性轉化的獨特混合體。

文化認同的層次性表達是南洋建築的核心內涵，東南亞華人社群在歷史、身份建構和文化調適的過程中，既希望保持與祖籍地的文化聯繫，又要適應移居地的社會環境，並回應殖民統治下的權力關係，這種多維度的身份訴求通過建築得到物質化的表達：在公共建築如會館和寺廟中，傳統中國建築的元素（如斗拱、琉璃瓦、龍鳳裝飾）被強調，以彰顯文化根源的正統性；在住宅和商業建築中，則更多地採納歐洲建築語彙，反映對現代性和社會地位的追求；而一些本土化的細節處理（如熱帶植物紋樣、適應氣候的空間安排）則體現了對東南亞新家園的認同。

對移民群體而言，建築是連接過去與現在、故鄉與他鄉的有形紐帶，許多南洋建築刻意保留或再現祖籍地的建築特徵，成為歷史延續集體記憶的喚醒裝置。南洋華人為因應熱帶氣候並適應狹窄的街區地塊，將中國傳統四合院的空間序列垂直壓縮，創造出通透靈活的店屋空間模式：底層商鋪為「外」空間，上層住宅為「內」空間，中間的天井則維持了「明堂」的象徵功能。這種「儒家家庭觀念的垂直化表達」，既滿足了殖民城市的高密度需求，又保持了華人家庭的生活儀軌，「形式妥協但文化核心不變」，在殖民空間的縫隙中維持傳統文化的連續性。

在殖民時期，建築與城市規劃是殖民者管理與形塑世界觀的具象呈現，建築風格成為社會分層的視覺標誌；通過城市空間的種族階級分區與差異化分配，將社會控制權力象徵化為地理現實。南洋殖民當局將行政中心與商業區設置在戰略中心位置，採用純正的歐洲古典主義風格建造，本土社群則被分配到邊緣區域，這種中心—邊緣的區位空間隔離不僅是功能性的，更是象徵性的，體現了殖民者文化霸權的的優越論。

面對殖民空間的壓迫性，南洋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本土空間抵抗策略，通過建築形式的重構來維護文化自主性，包括直接的對抗性空間，及更為隱蔽的符號學抵抗。在家庭尺度上，南洋華人將歐洲式住宅內部重新組織：客廳改為祖先祭堂、陽台轉化為神龕空間、在歐式壁爐上方懸掛中國匾額，形成「外西內中」的空間雙重性；在裝飾元素方面，歐洲的卷草紋樣與中國的雲紋結合，希臘科林斯柱頭的葉片被替換為熱帶植物如棕櫚或香蕉葉；使得建築同時向殖民者和本地社群傳遞不同的信息，形成「公開文本」與「隱藏文本」的文化抵抗。在實際建造過程中，歐洲建築語彙常被本地工匠「誤譯」，這種看似技術能力不足的表現，實則也可能是本土消化外來影響、隱蔽的抵抗防禦機制。

獨立後的南洋國家面臨著殖民遺產政治的挑戰——誰有權定義這些空間的價值？如何處理其中的權力記憶？典型的作法是拆除殖民建築、道路改名作記憶清洗與象徵性切斷，或是選擇性懷舊，對殖民空間進行挪用、重構或功能轉換，「馴化」其殖民記憶；或是建築語言續用與再詮釋，將殖民風格建築從其歷史語境中抽離，轉化為中立的審美對象。批判性再利用與空間和解代表了一種更為辯證的處理方式，既保留殖民建築的物質存在，又通過展覽內容或其他手法顛覆其原始意義，這種「既保存又批判」的雙重策略，形成了一種「和解美學」，承認歷史傷害但不陷入簡單的否定主義，超越殖民—被殖民的二元對立，體現了後殖民建築實踐的創造性可能，「既記住殖民傷害，也發現抵抗可能」，形成空間層面的「反記憶」，蘊含深層的智慧、自信與文化韌性。

本期感謝江柏煒老師統籌策劃，讓我們一窺比較少注意到的南洋近代建築；南洋建築的風格在社會脈絡中的轉譯與重組，既不是對母文化的簡單複製，也不是對外來文化的被動接受，而是一種美學適應與文化認同，一種基於實際需求的創造性轉化，形成了具有強烈地域特色卻又開放包容的新傳統。如何繼承、抹除或重寫殖民記憶，反映了其國族敘事與集體身分的變化；或許南洋地區後殖民策略可以給同樣面對「殖民」與「威權」雙重記憶的我們一些思考的空間。

總監黃長美